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管，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馀。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俱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我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上艹下捕)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率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选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气节·傲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做而不自觉。风节穿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敝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告不作三公而已。"家顾消之不肯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场，宋(王景)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做加入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做在神理在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低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用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什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被其素所扶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放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土大夫之所深讥尔。
文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留〔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谐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读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一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其九类者，占毕小儒，夫人而能为之。至词赋敷陈之类，大政典礼之类，非博学通识殆庶之才，乌足以涉其藩篱哉？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珠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瓷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友人钱塘戴醇土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异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裙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供而凝思，或歌欹以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胜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时时有忧危之意，其临文也亦然。仲尼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放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盖深有见于前圣之危心远虑，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释《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一撇一捺)辞，抑何其惕历而深至也！盖饱经乎世变之多端，则常有跋前（嚏之右）后之惧；博识乎义理之无尽，则不敢为臆断专决之辞。自孟子好为直截俊拔之语，已不能如仲尼之谦谨，而况其下焉者乎？后世如诸葛武侯之书读，纤馀简远，差明此义；而曾子固亦有宛转思深之处，外此则辞与意俱尽，尚何谦谨之有？或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尝置虑于其间，又乌知所谓忧危者哉？
敛·侈·伸·缩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直缩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孙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目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目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慨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作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闳其苗之不长而握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