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只不过"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作辩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因此儒家和帝国统治者一再推崇、标榜和鼓吹的"德治"，便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反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头脑要清醒得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独有的睿智和冷峻，说出了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和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 第十八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
的确，从部落到国家，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而"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的帷幕，则是由"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这种堕落甚至有章可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 第三十八章）。从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战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首先是"失道而后德"。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 礼记· 礼运》 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也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大同"。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大道既隐），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小康"。启废禅让是"小康"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小康"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道"了，得讲"德"。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德"。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明德"、"事德"、"敬德"、"好德"、"有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xu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相忘于江湖"( ( （庄子· 大宗师》 ）？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辅"，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德治制度"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德治制度"并不只讲"德"，还讲"礼"和"乐"。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礼"。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德"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乐"呢？因为"礼"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乐"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国"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 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礼乐制度"。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予以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论语· 阳货》 ）。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礼坏乐崩"。这个时候，再讲"德"，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 论语· 阳货》 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仁"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 阳货》 ）。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赎。这就叫"失德而后仁"。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礼坏乐崩"，而且是"杀人如麻"。这时再讲"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大义灭亲"，没有"大仁灭亲"；有"义无反顾"，没有"仁无反顾"。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仁"，要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义"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 荀子》 一书中既有《 礼论》 ，又有《 乐论》 ，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失义而后礼"。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就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暴政"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这正是"独尊儒术"会取代"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也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 论语· 八佾》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如黄仁宇先生在《 万历十五年》 一书中所说，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