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着一种学说和一个阶层。这种学说就是儒学，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士食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因为是贵族，所以不事生产。没有家产又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极强。他们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事实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夭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于是，文士便依附于诸侯大夫，替他们出谋划策（也兼做文秘）; 武士便依附于霸主袅雄，替他们出生人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于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又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颇受欢迎。因此，士们便朝秦暮楚，出将人相，游走于各国之间，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王充《 论衡· 效力》 ），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士虽然没有领地，也没有主权和治权，却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领。而且，正因为他们没有领地，也就没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诸侯、大夫自由，当然可以今天依附这个，明天帮助那个。但是，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以后，这个活跃的力量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他们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一岁一枯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既然本质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还得"用"。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自由化"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为"毛"，总归要依附在一张"皮"上。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修齐治平"。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据《 汉书· 董仲舒传》 ，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 春秋》 ，讲的就是天下一统。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统天下（上无以持一统）, 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统"？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人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干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傣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懦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但在事实上，帝国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谁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 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这一次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但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一手却堪称"高明之至"。从根本上讲，他和秦始皇一样主张统一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其实正是秦始皇"焚坑事业"的继续。但他知道，要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韩非有云："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 说疑》 ）那么，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当然，软硬兼施仍有必要。独尊儒术就是软，罢黔百家就是硬。显然，这里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顾领刚先生《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