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己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面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睡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２９４年），匈奴人郝散在谷（榖）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黯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２９７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２９８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生性痴呆，是个白痴皇帝。他听到人家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便说：“何不吃肉糜？”这是个千古流传的大笑话。
既然是个白痴，当初武帝为什么还要立他做皇太子？皇帝一般都有一群儿子，武帝也不例外，共有二十六个。“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就有他的三个儿子在内。他们是楚王司马玮（以下称楚王玮，余亦照此，以省“司马”二字）、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惠帝之后，也做过皇帝（怀帝）。他们都不痴不呆，如能继位为君，总要比惠帝好得多吧。
但上文说过，惠帝是武帝头一个杨皇后的亲生子（第二个杨皇后没有子女）。这位杨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幼时夭折，惠帝是次子，还有一个是秦王司马柬。这时，依次序立太子，当然应该立司马衷。但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智力水平，似乎既有点了解又不大了解，因而对他进行过一次考核，即叫他对一些政事拟出批文。贾妃即使人代他起草。此人就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旁边有个精明的家伙说：“这样不行，陛下一眼就看穿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以引用它书。”贾妃就改命此人起草，他果然写得既浅显又明白。太子照抄不误，缴了上去。武帝看了，心中大喜，觉得这个儿子事理还算明白。可他实在蠢极了，怎么就想不到有“枪手”，他自己不是也曾用过此法吗！（见第一篇）
另外还有一层。惠帝和谢才人生有一个儿子司马遹。这个孩子玲珑乖巧。五岁时。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察火势，这孩子拉着祖父的衣襟，要他退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说：“深夜发生意外事件，应该提高警惕，不可让火光照见皇上。”武帝见孙儿有这等见识，高兴极了。他以为儿子虽笨，但考虑到以后孙子继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可他又想错了，这个孩子并非贾妃所生，将来的地位怎么会有保证呢！
贾妃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黑又丑，做太子妃时，就曾在宫中杀人。有一次，她发觉一个宫女有了孕，勃然大怒，拿起一支手戟掷去，致使宫女受伤流产。武帝知道了，大为光火，决定把她废黜。这时，贾充早已死了，但杨、贾二氏的党羽仍在，杨珧（杨骏之弟）、荀勖都帮她说话，杨珧甚至说：“陛下难道把贾公闾忘了？”武帝的耳根最软，听了他们的话，火气便消了。
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武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当年改元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当时杨骏大权独揽，可能就是他的主意。
杨骏是个蠢人。他要专权，又怕人害他，他最怕的是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武帝临终前，本来想使汝南王亮与杨骏一同辅政，但昏迷之中，诏书被杨皇后做了手脚，变成了命杨骏独自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