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