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去非洲。上一回是去西非,这一次是去中非。老实说,整个行程我还算是愉快的。一方面跟同行的人都处的来;大家尽可能在说些俏皮话来缓和眼前令人震惊的破败画面;另一方面,最大的考验在上一回我已经历过了。对我而言,眼前的情景比那时进步了很多。站在一群衣不蔽体的人之间,你是很难心怀喜悦的。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那种快乐就像看到一个曾经濒临垂死边缘的老朋友,现在用一丝带着笑和希望的脸跟我拥抱。
在很多方面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尤其是跟慈善有关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一次,这一次的行程却增添了我继续替展望会做义工的决心。因为现实真的在改变,或者说,因为展望会,事情真的有改善。
我曾经跟大多数人一样,深信非洲离我们很远,非洲的问题,只有万能的造物主能帮得上忙;我也像大多数电视机前的观众,在看到新闻中骨瘦如柴,腹大如鼓的饥馑儿童时,一方面不可置信,一方面希望能干脆别过头去,我只能逃避,因为我完全无能为力。一直到两年前,我被带到新闻画面中的现场,我感觉自己终于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每一件我们能做的事情,对他们都意义重大。因为世界展望会这几年的募款活动,我们可以在一个长年旱灾的地方替他们凿井,一口井需要五千美金,但是这口井可以养活附近居民两千人。一口井不但可能解决喝水的问题,也可以帮助他们农业的发展。换言之,让他们学着自给自足。还有牛!世界展望会在闹饥荒的Thiet地区训练了两百头耕作的牛,让他们耕田,我们不只是施舍,我们要帮助他们自助助人。所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很多!
刚刚在六月二日成立的喂养中心可以治疗及照顾所有饥饿或生病的小孩。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曾经在我怀里瘦弱的小生命。她三岁,没有落地走过路,因为从来没有吃饱过。我摸到的骨头是软的,好像只要我稍一用力,她就会消失似的,而她母亲的乳房也因为溃烂感染而无法喂养。这样的例子在喂养中心到处可见。
朋友问我,台湾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要大老远把钱送到非洲去?没有错,救难的确分远近,但是也分轻重,我们可以伸手去拉身旁摔跤的亲人一把。同样的,我们也会不吝对邻村贫病交迫的友人送上救助。据说台湾富足,但是真正的富足应该涵盖精神上的丰满。一点点的牺牲,一点点的捐助,对我来说称不上什么义举,我只是努力使自己活得更富足,非洲也不是在世界的另一端,非洲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候机室
此刻的我正坐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室里。飞机毫无理由地延误。是的,它不需要理由,当飞机说不能飞的时候,谁敢硬要它飞呢?
天未亮,便从北京启程至上海,为了即将扮演的另一个陌生角色定装。冲锋陷阵一天后,必须搭最晚的一班飞机回北京,继续为刚刚熟悉却又将完成的角色再死活几天。
拖着一刻不敢怠懈却沉重的步伐追赶着飞机时,突然扩音机里传来熟悉慵懒的声音:“对不起,搭乘××航空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你所搭的501次航班,由于安检问题将延迟起飞,登机时间另行通知。若造成各位旅客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谢谢。”就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我害怕我的“机场并发症”又即将发作了。
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心里念着,或许这是老天好心的安排,强制我停下来歇一歇。才这么想着,就听到一个声音来自我的腹中,原来一天忘了祭拜的胃,已经开始抗议了。
买了一碗泡面,用厕所旁边的饮水机冲泡了起来。五分钟之内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是啊!不久之前我还在坎城花上三四个小时吃一顿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精致大餐,现在我也可以如此有效率的解决一顿“候机饭”。说实在的,此刻的我,异常的平静。回想过去十个月的奔波,角色的转换,城市的游移,连饭店房间号码我都常常搞不清楚。有时不经意地看着镜子,会有种想将镜子击碎的冲动。看着自己那张因为长期飞行、熬夜、气候更换所摧残的腊黄面孔,也许将脸撕裂会更直接一些,也更能说明我那濒临失衡的错愕感。
然而这是我选择的人生,我喜爱的工作。搭飞机,住旅馆,刚好只是这个工作的一部份。
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候机室的灯光都是如此的冰冷,如此的惨淡。扩音机里永远在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讯息,或根本不需要知道的讯息。不管我将耳机开到多大,都逃不开那洗脑似的呢喃。身旁来来去去的人,人与人尽量不接触,目光不交会。除了电梯,这大概是与他人最接近,却又必须最淡漠的公共场所。那种淡漠与灯光,加上广播传来的语调,几乎搭配得天衣无缝。
旅客同伴们,你们是回家吗?是旅行吗?还是过境?不管你的去处离我的有多远,不管你的心情和我有多大的差异,毕竟,我们此刻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不是吗?不是说“十年才修得同船渡”吗?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也肯定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它只是一个中继站。但也不只是一个中继站。它同时是一个实验室,一个专属于二十世纪末的我们的实验室,取代了我们的教堂,我们的社交场所。
在貌似空洞等待的同时,我们也在接受考验,它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归属感、我们的……思念
坎城1997
坎城!一个令电影人及所有关心电影的人感到兴奋的名字。而我就正在参加这世界上最盛大以及跨世纪的坎城五十周年影展。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法国。我想大部分的女生只要想到法国都会很兴奋。但是来了这里,人家就会告诉你,法国是法国,坎城是坎城。可能是影展的关系,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电影城,满街的电影海报,能挂的地方都挂了;满街的纪念品,能卖的都卖了;满街的人,能站的地方都站满了。可笑的是,还有大导演、明星、制片……认识的,不认识的,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你的身旁擦肩而过。这时候你会发现,“明星”还真多啊!
这是我第三次正式参加影展。第一次是亚太,懵懵懂懂的就去了。第二次是珠海影展,担任颁奖人,更是轻轻松松当度假。而这一次,虽然我们的影片只是入围导演双周的项目(不是竞赛),观摩的性质比较大,但这个大影展就是很容易把你弄得紧张兮兮。每天大家一起床,就在关心自己电影的影评如何?上了哪些媒体?周围的人赞美的、批评的,排山倒海地来。我不免在想,我们拍电影,真的只是依赖一些少数人的喜恶来决定它真正的价值吗?当然所有的比赛及评分,都只是各别主观的标准,就像考作文题毕竟不像考数学,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尤其艺术创作,几乎已是需要沉淀的生命体。
然而很不幸地,坎城跟艺术是没什么关系的。记得有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在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当中的人际关系),都是一种光圈效应。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道光圈,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转换它的大小及光泽。当你碰到权势比较逊,资格比你小,甚至只是外貌比你差的人,你的光圈就会自然放大及变亮。你说话声音的自信,神情都会有所不同。甚至你对周遭事物的标准也会有所改变。
当然,你一定也会碰到比你厉害比你有名的人,这时候,你的光圈会被他吸收而减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除非你真的能看穿这一切,不意识到自己的光圈也看不到别人的光圈,否则便会深受其害而陷入恶性的循环。说起来,可能没有其它地方比今年的坎城更能显现这种光圈效应。从华丽的竞赛、单纯的观摩到不太单纯的宣传、买卖,其中无不充塞着各种公关的角力和排场的争斗。比人气、比包装、比手笔,无所不比。光圈对光圈,一时霞光万道,一时又刀光剑影。
当然坎城还是由电影人所构成的。有电影人的地方,终究还是找得到人情的。这次遇上了李安导演就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们来的第二天,即接到李安导演助理的电话,说是要请我们参加他们的首映Party。由于他们是大卡司的电影,又是竞赛片,所以Party的票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我们也只是姑且观望罢了!可是我们的电影“美丽在唱歌”首映的当天晚上,李安竟然亲自拿邀请函在门口等我们。之后不管是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不管李导演面对的是如何的夸赞或阿谀,他皆保持一贯谦冲和善的态度。没错,那正是李安式电影作品散发出来的迷人风范。
我在想,多一点这样含蓄的人情味,多一点我自己的自信,最好再多一点来自台湾的精彩作品,坎城会可爱很多吧
国片不景气
“国片不景气”这个名词,好像也可以算是台湾九○年代的一个文化产物。但是身为演员的我对这个说法,可以说是痛恨到了极点。我们一点一滴的揣摩与创造,如果没有一定的观众与知音,那我们的工作有什么终极的价值呢?
99年十月底,“征婚启事”在香港上片。我应当地发行片商的邀请,去参加首映及座谈。当戏院灯光暗下,我正准备逃离现场时,观众突然笑了起来,我一看荧幕,是的,那正是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第一个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