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话可说，默默听着。老人又笑了，笑罢把我领到隔壁工作间。
“我是生物学者。”老人说，“说是生物学，可我干的范围非常之广，一言难尽。从脑生理学到音响学、语言学、宗教学，都有所涉及。由自己来说是不大好——我从事的是极富独创性的有极大价值的研究。眼下正进行的主要是哺乳动物口腔上颚的研究。”
“口腔上颚？”
“就是嘴巴，嘴巴的结构。研究嘴巴如何运动、如何发音等。请看这个！”
说着，他按下墙壁上的开关，打开工作间的灯。只见房间对门的墙壁全是搁物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所有哺乳动物的头盖骨。从麒麟、马、熊猫到老鼠，大凡我能想到的尽皆汇聚于此，数量估计有三四百之多，当然也有人的头盖骨。白人的黑人的印第安人的，男女各一。
“鲸鱼和大象的头盖骨放在地下仓库。如你所知，那东西太占地方。”
“是啊。”我说。的确，假如放鲸鱼脑袋，只一个就可能挤满整个房间。
动物们像早已有约在先似的一齐张开大嘴，两个空洞洞的眼穴死死盯住对面的墙壁。虽说全是供研究用的标本，但置身于如此众多的骨头的包围之中，仍觉心里不是滋味。别的搁物架则齐刷刷陈列着浸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耳唇喉舌。
“如何，了不起的收藏吧？”老人不无得意地开口道，“世上有人收藏邮票，有人收藏唱片，有的在地下室里摆满葡萄酒，也有的富翁喜欢把装甲车摆在院子里。我则收藏头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以才情趣盎然。你不这样认为？”
“恐怕是的。”我说。
“我从还算年轻时就对哺乳动物的头骨怀有不小的兴致，开始一点点收集，差不多40年了。理解骨头这东西，需经漫长的岁月，长得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理解有血有肉的活人容易得多。我是深有体会。当然了，像你这般年轻的人，我想还是对肉体感兴趣。”
老人又阴阳怪气地连声笑了一通。“我嘛，整整花了30年才达到听懂骨头所发之声的境地。30年！可不是一朝一夕，嗯？”
“声音？”我问，“骨头能发声音？”
“当然能。”老人说，“每块骨头都有其固有的声音。怎么说呢，怕是一种潜在的信号吧。我这不是比喻，骨头的的确确是会说话的。我现在正在搞这项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解析这种信号。如获成功，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
“噢——”详情我还不能理解，不过果真如老人所言，倒确实像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很像一项难能可贵的研究。”我说道。
“一点不错。”老人点头道，“正因如此那帮家伙才来盯梢刺探，消息灵通得很。他们想滥用我的研究。比如，一旦能从骨头里收集情报，就省去了拷问的麻烦，只消把对手杀死，去肉洗骨就万事大吉。”
“岂有此理！”我说。
“当然，研究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在还是要取脑后才能获得明确的记忆。”
“得，得。”骨也罢脑也罢，去掉哪个都一回事。
“所以才求你计算。注意不要被符号士们窃听，偷去实验数据。”老人神情肃然，“科学的滥用和善用同样使现代文明面临危机。我坚信科学应为科学本身而存在。”
“信念那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说，“只有一点请明确一下，是事务性的：这次要我来工作的，既非‘组织’总部，又不是法定代理人，而是你直接插手。情况很不正常。再说得清楚一点，这有可能违反就业规则。果真如此，我将被没收执照。这点你明白吗？”
“明明白白。”老人说，“你担心也不无道理。不过这属于通过‘组织’的正式委托。只不过为保密起见没有履行事务性手续，而由我直接同你联系罢了。不至于让你受到连累。”
“能保证吗？”
老人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翻了翻，里面果然有“组织”的正式委托书，式样和签字也无懈可击。
“那好吧。”我把文件夹还给对方，“我的级别是双料级，这么可以么？所谓双料级……”
“就是普通薪金的两倍吧？没问题。这回再加上奖金，来个三料级。”
计算内容重要，再说又劳你钻了瀑布，嗬嗬嗬。”老人笑道。
“请先让我看一下数值。”我说，“方式等看完数值再定。电脑方面的计算谁来负责？”
“电脑用我这里的。前后请你负责，不介意吧？”
“可以。我也省事。”
老人离开坐椅，在背后的墙壁弄了一会，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墙面豁然闪出缺口。名堂委实够多。老人从中取出另一个文件夹，合上门，于是那里又变成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白墙。我接过文件夹，看了长达7 页的蝇头数值。其本身没什么特别问题，一般数值而已。
“若是这个程度，分类运算怕不成问题。”我说，“这个程度的频度类似性，无需担心架假设桥。理论上当然是行得通的，但是假设桥的正当性无法说明。无法说明其正当性，就不可能去掉误差的尾巴。这就好像横穿沙漠时不带指南针一样。摩西倒是这样做了。”
“摩西连海都过了。”
“老掉牙的往事。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还从未有过遭受符号士骚扰的先例。”
“那么说，一次转换就可保万无一失喽？”
“二次转换危险太大。的确，那样可以彻底排除假设桥介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阶段还形同杂技。转换程度都还不稳定，处于探讨过程。”
“我并没有说要二次转换。”说着，老人又用回形针捅起指甲根来。这回捅的是中指。
“你是说……”
“模糊，我说的是模糊。想请你进行分类运算和模糊运算，因此才把你叫来。如果只是分类，也没有必要叫你。”
“不明白，”我架起腿，“你怎么会知道模糊呢？那是绝密事项，局外人不可能知道。”
“可我知道。我同‘组织’的上层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请你通过关系询问一下好吗？模糊系统现已完全冻结。原因我不清楚，大概出现什么故障了吧。反正不能使用那个系统。使用后一旦被发现，光是受罚恐怕很难了结。”
老人又把收有委托书的文件夹递过来：
“请好好看最后一页，那上面应该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
我按其所说，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的确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出破绽。签名就有五个。实在不晓得上头那伙人打的什么主意。挖出洞来叫埋上，刚刚埋上又叫挖出！左右为难的总是我这样的下层人员。
“请把委托书全部彩色复印一份给我。没这东西，关键时候我将非常狼狈。”
“当然当然，”老人说，“当然复印一份给你。手续正正规规毫无疑点。酬金今天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束时支付，可以吧？”
“可以。分类运算马上在此着手，然后将获得的数值拿回家，在家模糊。模糊要做很多准备的。模糊完毕，再把数值拿回这里。”
“三天后的正午时分无论如何我得使用……”
“绝不延误。”我说。
“千万千万，”老人叮嘱道，“延误了可就要坏大事。”
“世界崩溃不成？”我问。
“在某种意义上。”老人说得高深莫测。
“放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延误过。”我说，“方便的话，请准备一壶浓些的热咖啡和冰镇白水，再来一点可随便抓食的晚饭。干起来估计很费时间。”
不出所料，实际花了很长时间。数值排列本身固然比较单纯，但情况设定的阶段数很多，计算时远比预想繁琐。我将所给数值输入大脑右半球，转换成完全不一样的符号后再移入大脑左半球。继而将移入左半球的符号作为截然不同的数字取出，打在打字纸上。这就是分类运算，最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至于转换的代码，每个计算士都各所不一。而代码同乱数表完全不同之点表现在图形上面。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一分为二）。不妨用图表示如左。（图略）
总之，只有使图中犬牙交错的断面正相吻合，才能将得出的数值复原。然而符号士们企图通过架假设桥的办法来解读其从计算机上窃来的数值。就是说，他们通过分析数值将犬牙交错的情形在全息图上再现出来。这样做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若我们提高技术，他们也提高对抗技术。我们保护数据，他们盗窃数据——纯属古典式警察同小偷玩弄的套数。
符号士们将非法获取的数据大多捅到黑市上去，谋取暴利。更糟糕的是，他们将情报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为自己组织服务。
我们的组织一般称为“组织”，符号士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工厂”。“组织”原本是私营性质的联合企业，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现已带有半官方色彩。作为内部结构，大概同美国的贝尔公司相似。我们这些基层计算士像税务顾问和律师那样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要有国家颁发的执照，任务要由“组织”或由“组织”认可的正式代理人来安排，否则一律不得接受。这是为了不使技术为“工厂”所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一旦违反，势必受到惩罚，吊销执照。至于措施是否正确，我则揣度不透。因为，被剥夺计算士资格的人往往被“工厂”招去，潜入地下当起符号士来。
我不知道“工厂”的结构是怎样的。一开始是家小型技术企业，随后急速膨胀起来。也有人称之为“数据黑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