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