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他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 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
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而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
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