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一百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和商人被驱赶到达豪集中营。不到一个月，五百名犹太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宁死不愿再受凌辱和苦难，他们当中有一个四口之家，就住在克莱恩家的隔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枪自尽，”克莱恩说道，“我躺在自己床上，从头到尾听到了全过程，一枪接着一阵哭泣，再一枪，哭得更凶。四枪之后，他们都不哭了，只有我在哭。”
犹太社区超过半数的居民决定离开奥地利，移居他乡。麦克斯·克莱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一张签证，并于1939年抵达荷兰。不到一年的光景，他所在的地方再次陷入纳粹的魔掌。“我父亲决定留在维也纳，”克莱恩说，“他相信法律，你瞧瞧。他认为只要自己严守法律，就会没事的，风暴终将过去。当然，实际上局势越来越糟，等他终于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克莱恩想给自己再斟一杯茶，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加百列替他倒了一杯，又温柔地问起他的父母和妹妹后来怎样了。
“1941年秋天，他们被驱赶到波兰，限定居住在罗兹的犹太人区。1942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遭到驱赶，来到了斩尽杀绝的切姆诺集中营。”
“那你呢？”
克莱恩把头一偏——我呢？同样的命运，不同的结果。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关押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然后一路向东，来到了奥斯威辛。在车站的月台上，正当饥渴欲死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个穿着囚衣的男人，他问道，车上有没有音乐家？克莱恩挣扎着发出声音，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条救命的缆绳。我是个小提琴手。他告诉那个身穿条纹狱服的人。你有乐器吗？他举了举那只破旧的琴箱——这是他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跟我来吧。今天你交好运了。
“我的幸运日，”克莱恩空洞地重复着，“接下来的两年半，超过一百万同胞灰飞烟灭，而我和同事们却在演奏音乐。我们在车站的坡道上演奏，为的是制造一种错觉，让新来的囚徒认为这是个宜人的地方。那些活死人走向毒气室赴死的时候我们会伴奏。伴着无休止的点名，我们也要演奏。早晨，奴隶们上工时我们也得演奏。下午。他们蹒跚着走回营房，眼里一片死寂，我们也要伴奏。甚至执行死刑之前，我们还得伴奏。到了星期日，我们会为长官和他的僚属演奏。不断有人自杀，我们的乐队一直在减员。很快，我不得不去物色新的音乐家填补身边的空座。”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约是1942年夏天吧，不好意思，阿戈夫先生，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当时克莱恩完成了演奏，正在回营房的路上。一名党卫军军官从后面赶上来，把他打倒在地。克莱恩爬起来，立正站好，回避着党卫军的逼视。尽管如此，他还是看清了那张脸，而且记得自己曾见过此人一次。那是在维也纳，在犹太移民署的中央办公室。不过当时他穿着一套精致的灰色正装，就站在阿道夫·艾希曼的身边。
“这位武装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告诉我，他要做个试验，”克莱恩说，“他命我演奏勃拉姆斯的《G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我从琴盒里取出提琴，开始演奏。一位难友从旁边走过，大队长请他说出我所奏作品的名字。难友说他不知道。大队长拔出手枪，射穿了难友的头。他又找到另一名囚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优雅的乐手拉的是什么曲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答对曲名的人就能捡回一条命。答不对的，他就打爆那人的脑袋。等他结束试验的时候，我脚下已经躺了十五具尸体。饱饮犹太人鲜血的饥渴消解之后，这家伙阴沉地微笑着走了。我和死去的人们并肩躺着，为他们祈祷。”
三
克莱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一辆汽车在街上呼啸驶过。克莱恩抬起头，又开口了。如何将奥斯威辛的邪恶同战争索赔处的爆炸案关联在一起，加百列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对故事接下来的走向已经有了一种清晰的预感。克莱恩继续沿着时间轴讲下去，用拉冯的话说，这叫一次取一片瓷器一一奥斯威辛虎口幸存，解放，他回到维也纳……
战前，犹太社区计有十八万五千人，他说道。六万五千人在大屠杀中殒命。一千七百个破碎的灵魂在1945年挣扎着回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却唯有公开的敌意和新一轮反犹太主义浪潮。那些在德国枪口下逃出去的人，却在返乡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他们要求经济赔偿，然而得到的回应却只有沉默，或是讥讽着把皮球踢给柏林。克莱恩回到了第二行政区的老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一户奥地利人。他要求他们离开，却遭到拒绝。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把他们磨走。至于他父亲的纺织品生意，却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也再没人努力去恢复过。朋友们鼓动他去以色列或美国，克莱恩拒绝了。他发誓要在维也纳住下去，做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能行走的纪念碑，纪念那些受驱赶、被屠杀的人们。他把自己的小提琴丢在了奥斯威辛，此后也再没演奏过。他先在一家纺织品商店里做文员维持生计，后来又做了保险推销员。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政府决定向奥地利的犹太幸存者支付每人约六千美元的赔偿金。克莱恩给加百列看了支票——始终没有提现。
“我不要他们的钱，”他说，“六千块？赔什么？我父母亲？我两个妹妹？我的家园？我的财产？”
他把支票摔在桌上。加百列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发现已经凌晨两点半了。克莱恩开始缩小范围，向主题逼近。加百列竭力克制着不去催他，唯恐这位处于脆弱状态的老头儿，被人一推就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两个月前，我在中央咖啡馆喝咖啡。人家给了我一个很舒服的座位，靠着一根柱子。我点了一份法利赛咖啡。”他顿了顿，扬了扬眉毛，“你知道法利赛咖啡吗，阿戈夫先生？咖啡加奶油，同一小杯朗姆酒一起端上来。”他说对不起，因为自己沾了酒精，“当时是下午，接近傍晚了，你了解吧，天又冷了。”
当时一名男子进了咖啡馆，衣着齐整体面，比克莱恩老几岁。“一个老派的奥地利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吧，阿戈夫先生。”他的步态中透着傲慢，惹得克莱恩放低了手中的报纸。侍者急忙抢上去招呼那人。那个侍者拧着双手，双脚来回跳着，好像一个憋了一泡尿的小学生。晚上好，沃格尔先生。我正担心今晚您不来了。您的老座位？让我猜猜：奶油咖啡？来点甜点怎么样？他们跟我说今天的巧克力蛋糕特别好，沃格尔先生……
接着，那老人说了几句什么，麦克斯·克莱恩只觉得后背冷得犹如冰冻。这分明就是在奥斯威辛命令他演奏勃拉姆斯的那个声音，就是他，命令克莱恩的难友们答出曲名，答不对的就要接受死刑。此刻，这个杀人犯正滋润健康地活着，还在中央咖啡馆点了奶油咖啡和巧克力蛋糕。
“我感到自己当场就要吐出来，”克莱恩说，“我把钱扔在桌上，踉跄着走到街上。我再一次透过窗户看见这个名叫沃格尔先生的魔鬼正在读着报纸。似乎方才的邂逅根本没有发生过。”
加百列真想问问，时隔这么久，克莱恩为何确信那个中央咖啡馆的男人同六十多年前奥斯威辛的大队长是同一个人呢？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克莱恩是对是错毕竟不要紧，接下来的情节才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应对的呢，克莱恩先生？”
“我成了中央咖啡馆的常客。很快，我也有了自己固定的专座，紧挨着这位体面的沃格尔先生。后来我们见了面就会互相问安。有时候，我们会一边读报一边谈谈政治和世界大事。他一把年纪了，思维却还非常敏锐。他告诉我他是个商人，做投资的生意。”
“所以你就边喝咖啡边刺探消息，然后就去‘战争索赔及调查’找伊莱·拉冯了？”
克莱恩慢慢地点点头：“他听了我的故事，承诺说会仔细审查的。同时，他要我别去中央咖啡馆见那个人了。我心里不愿意。我担心他会再次逃脱。不过我还是听从了你朋友的意见。”
“然后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终于接到了一通电话。那是索赔处的一位姑娘打来的，是个美国女孩，叫萨拉。她通知我说伊莱·拉冯有消息要向我报告。她要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办公室去。我告诉她我会去的，然后就挂了电话。”
“这是在什么时候？”
“爆炸的当天。”
“这些你对警察说过吗？”
克莱恩摇摇头：“你也许能料想得到，阿戈夫先生，我不大喜欢穿制服的奥地利人。再说，我们这个国家对战犯起诉的记录也乏善可陈，对此我也很清楚。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来到维也纳总医院，看着以色列官员来来去去。驻奥大使来了，我想接近他，却被保安推开了。所以我一直等着，直到最合适的人物出现为止。你似乎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物。你是吗，阿戈夫先生？”
街对面的公寓楼几乎同克莱恩所住的这幢一模一样。在三楼的一扇暗黑的窗户后面有一个男人。他的眼睛紧贴着一台相机，将长焦镜头对准了克莱恩家门外的走廊，只见镜头里的人影大步穿过了走廊，来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