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 年10 月16 日，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 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革命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
第一、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革命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革命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革命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
（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 月所破获的153 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 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 月只杀过4 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 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 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 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 年12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 年8 月3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 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 年10 月到1951 年5 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
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遇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绔云两家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 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但、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 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束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 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11 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 月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 月5 日晚上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第二天凌晨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