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惟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
利玛斯决定冒一次险。他从伦敦查到雷迈克做战俘时的编号为29012，他被释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买来一本东德的儿童科幻读物，在书的扉页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体写下：“本书属于卡拉·雷迈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德纹市，月光仙子29012签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飞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迈克亲自提出申请，申请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国万岁！”
他在一张练习簿纸上画了一个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龄栏，并且在纸的底部写上：“每个候选人都需要经过面试。可将希望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注明后送到老地方，申请的评估时间为七天。卡拉·雷迈克。”
他把这张纸夹在书里。利玛斯又开车到老地方，开的还是德·扬的那部车。在书里夹上五张旧的一百美元钞票，把书放在了车的座位上。当利玛斯再次回到车里时，书不见了，车位上放着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有三卷胶卷。利玛斯连夜把胶卷冲了出来。一个胶卷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二个拍的是东德和经互会关系的文件草案；第三个胶卷内容是东德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情况，有完整的机构设置情况和详细的人员情况。
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说：“你是说这些情报都是雷迈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应该了解他有那个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说，很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有同谋。”
“后来确实是有的，我就要说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你就没有想过‘上面’还有人帮他弄情报吗？包括他后来从情报部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现在回头看看，你觉得有那个可能吗？”
“不太可能。”
“当你把那些情报全部送到圆场时，他们就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雷迈克那样级别的人能搞到那么多情报吗？”
“没有。”
“圆场没有问过你：雷迈克的照相机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