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一片漆黑，竟黑到这么一种程度：在几分钟后，就是通常在最黑暗的夜间浮来浮去的那种模糊光线，我的眼睛也一点没碰到。
尼德·兰对人家给我们的这种款待方式非常愤慨，池尽情地发泄他的愤怒。
“混蛋！"他喊，“这儿的人待客不亚于喀里多尼亚人！他们只差吃人肉罢了！我才不奇怪呢，不过我要声明，我不会不反抗就让他们吃我！”
“安静些，尼德·兰好朋友，安静些，”康塞尔平心静气他说，“没到时候，您用不着冒火。我们还没有被放在烤盘里呢！”
“对，还没有放在烤盘里，”加拿大人答，“但是毫无疑伺，我们已经在烤炉里了。这么黑。哼！好在我的尖板刀还带在身边，用得着它的时候，我是会看得清楚的。这些盗，看他们谁敢先来向我下手吧……”
“尼德·兰，您不用发脾气，”我于是对鱼叉手说，“暴躁：没有什么用，只会把事情搞坏了，谁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我们说话呢！我们倒不如先想法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我摸索着慢慢地走。走了五步，我碰到一堵铁墙，墙是用螺丝钉铆住的铁板。然后，我转回来，撞上一张木头桌子，桌子边放有几张方板凳。这间监狱的地板上铺着很厚的麻垫子，走起来没有一点脚步声。光光的墙壁摸不出有问窗的痕迹。康塞尔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碰着我；我们回到这舱房的中间，这舱房大约长二十英尺，宽十英尺。至于高度，尼德·兰身材虽高，也没有能衡量出来。
半个钟头过去了，我们的情形一点没有改变，就在这时候，我们眼前的黑暗忽然转变为极度的光明。我们的牢狱突然明亮了，就是说，房中突然充满了十分强烈的发光体，我起初简直受不了这种光亮。看见这雪白、强烈的光，我认出，这就是发生在潜水艇周围，很美丽的磷光似的电光。我自然而然地闭了一下眼睛，一会儿又睁开，我看见光线是从装在舱顶上的一个半透明的半球体中发出来的。
“好了！我们能看清楚了广尼德·兰喊，手拿着刀，作防卫的姿势。
“是的，我们能看清楚了，”我答，同时提出相反的意见，“不过我们的处境还是跟刚才一般黑暗。”
“愿先生耐心些。”冷静的康塞尔说。
舱房的突然明亮正好使我可以仔细地看一下里面的环境。房中只有一张桌子和五张凳子。看不见门户，想是闭得很紧密。没有什么声响传到我们耳边来。在这艇的内部似乎是死一般的沉寂。它是走着呢，在海面上呢，还是在海底下呢？我没有法子猜测。
不过那个光明的球总不会无缘无故地亮起来。我估计船上就会有人来。如果人家忘记了我们，人家便不会使这所黑牢亮起来。
我果然没有想错。不久就听到门闩响，门开了，两个人走进来。
一个是身材短小，筋肉发达，两肩宽阔，躯体壮健，坚强的头颅，蓬蓬的黑发，浓浓的胡须，犀利的眼光，他的风度带有法国普罗丈斯省人所特有的那种南方人的气概。狄德罗认为人的手势是富于譬喻的，真是说的对，现在这个短小的人正是这句活的活证据。可以感觉到，在他惯用的语言中，一定是充满了修辞学中的各种譬喻词汇。当然我并役有机会证实这事，因为他对我讲的是一种特异的、听不懂的话。
第二个来人更值得详细地加以描写。格拉第奥列或恩格尔的门徒一看他的容貌，可能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用不着迟疑，我立刻看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第一，自信，因为他的头高傲地摆在两肩形成的弧线中，他那漆黑的眼睛冷静地注视着人；第二，镇定，因为他的肤色，苍白不红，表示他血脉的安定；第三，强毅，这从他眼眶筋肉的迅速收缩看出来；最后，勇敢，因为他的深呼吸就表明了他的胁活力强。
我还要说，这个人的样子很高傲，他坚定的眼光好像反映出他高深的思艺。从他整个形貌来看。丛他的举止和表情的一致性来看，根据相面先生的说法，无疑地，他是个但白直率的人。
我看见这个人在面前，心中自然而然地觉得很安定，我预料我们的会谈将很顺利。
这个人究竟是三十五岁还是五十岁，我可不能确定。他的身材高大，他的前额宽阔，鼻子笔直，嘴唇平正，牙齿齐整，两手细长，用手相学家的话来说，特别“精灵"，就是说。正好配得上他富有情感的心灵。这人可能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型。更有一个细微的特征，他的两个眼睛，彼此隔开略远一些，可以把整个一方景色同时收入眼帘中。这一特点——我在以后证实了——使他的眼力比尼德·兰的还要高强。当这个人注视着一件东西的时候，他紧喳起眉毛，微微合起他宽大的眼皮，这样，眼皮正好圈着眼珠，使得视野的范围缩小，他注视着！好厉害的眼光！远方缩小的物件都被他放大！他一眼便看透您的心事！在我们看来是很模糊的海波，他一目便能了然！他一眼便能看出海底深处的一切情形！
这两个陌生人，头上戴着水獭皮的便帽，脚上蹬着海豹皮的水靴，身上穿着特殊织物的衣服，腰身不紧，动作起来方便自如。
两人中高大的一位——他显然是这船上的首脑——注意地打量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然后转身跟他的同伴谈了一会，他说的话我听不懂。这是一种响亮、和谐、婉转的语言，其中母音的声调好像变化很多。
他的同伴一边点头一边回答，讲了几句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他的眼光回过来，好像直接问我。
我拿法国话回答他，说我不懂他的诸；但他似乎不懂我说的什么，这情形真叫我相当为难。
“先生就讲讲我们的经过情形好了，”康塞尔对我说，“这两位先生也许可能听懂几句！”
我重新讲述我们遭遇的经过，每个音节都念得清楚，一点细节都没有遗漏。我说出我们的姓名和身份，然后我正式介绍我们：阿龙纳斯教授，他的仆人康塞尔，鱼叉手尼德·兰师傅。
这个眼睛又温和又镇定的人，安详地、而且礼貌地、非常注意地听我说话。但他的面容没有露出一点迹象足以表明他听懂了我说的经过。当我说完了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
现在只有说英国活试试看。或者他可能听懂这种现在很通行的语言。我懂英语和德语，看书没有问题，可是谈话却还不行。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想办法使人家听得懂。
“来吧，您来吧，我对鱼叉手说，”尼德·兰师傅，现在轮到您了，请您尽量从肚子里把英国人说的地道的英语拿出来。您想法比我说得更清楚一点。”
尼德·兰一点不推托，把我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他讲的我差不多都听得懂。内容是一样的，但形式不同了。加拿大人，由于他的性格，说话时很激动。他愤愤地埋怨人家蔑视人权，把我们关在这里，质问人家凭什么法律扣留我们，他引证了“人身保障法”的条文，说要控诉非法羁禁他的人，他全身激动，指手画脚，大声叫喊，最后，他用富于表情的手势，让对方明白，我们饿得要命。
这却是真话，但我们差不多完全忘记自己饿了。
鱼叉手很吃惊，因为他的话跟我说的一样，好像也没有为对方所了解。来看我们的这两个人，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很明显，他们既不懂得阿拉哥的语言，也不懂得法拉第的语言。
我们所有的语言资本都拿出来了，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我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康塞尔对我说：“如果先生允许的活，我现在用德语来讲一讲。”
“什么！你会说德语？”我喊。
“这不至于使先生不高兴吧，我像普通佛兰德人一样，会说德语。”
“正相反，你会说德语，我很高兴。说吧，好小伙子。”
康塞尔拿他很镇定的语调，将我们的经过情形作了第三次的叙述。可是，不管讲述人怎样把话说得婉转漂亮，音调怎样和谐动听，德语也无济干事。
最后，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极力想起我早年所学过的语言，我拿拉丁话来讲述我们的遭遇和经过。西赛罗听了，可能要塞住耳朵，把我赶到厨房里去，可是，我也勉强对付着说完了。但结果还是白费。
我们最后一次的尝试又失败了，这两个陌生人用那不可懂的语言彼此说了几句诸，他们就走开了，甚至于世界各国通用的使人安心的手势也没对我们做一下。门又关起来了。
“这简直是太无耻了！”尼德·兰喊，他是第二十次发怒了。“怎么！我们给他们说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可是这些混蛋就没有一个人懂得礼貌，连理也不理！”
“尼德·兰，安静些，”我对愤怒的鱼叉手说，“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教授先生，”我们好动火的同伴答，“难道我们就这样饿死在这铁笼子里吗？”
“算了吧！"康塞尔说，“只要心中放宽一些，我们还可以支持得很久！”
“朋友们，不要失望，”我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很坏的道路上。你们给我耐心等待一下，先说说你们对于这船的船长和船员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