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儿修长的双腿呈九十度规矩地略带正襟危坐着，很明显，这是常年在课桌椅间塑造出的下意识。然而，那条藏蓝色的短裙却更加夺人眼球，与她眉宇间一目了然的书卷气很不搭调，毕竟，这里既不是日本、南韩，也不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香港。
八十年代中期，半露光滑的香肩就足以让某个刚刚洗去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女明星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热点，可现如今你就算到天安门广场裸奔也无非是在已经人满为患的精神病院里多加个床位而已。人家早就说过，潮流是永远追不上的。同样是半截大腿，三伏天露在外面只能说明你热，与性感无关。俗话说春捂秋冻，比较而言，十月的迷你裙比四月要紧俏一些，因为上半年大家都比较浮躁，吃海鲜得配着解腻的红酒才开胃。总结起来就是，慢脱慢穿更有情调。
枕流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巨无霸已经下肚，真庆幸斜对面坐着的不是林志玲，不然薯条大概已经在鼻孔里了。他定了定神，想起来还有份报纸可以抵挡一阵。
国际版头条说朝鲜某高官称开发核技术是该国内政、不容别人置喙。其实，这种主权观念是极为落后的农业社会残留，现如今的世界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说：“少管我们家事儿”。可惜，很多人依然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当成天经地义。
“他是我爸爸，”“短裙美眉”还有些稚嫩的声音固执地穿过餐厅里嘈杂的人来人往：“所以我觉得，我有权利过问这件事情。”看来国人真是觉醒了，权利，这永远是个让政治家们疯狂与不安的字眼。
“是，魏丹，”远航似乎一直很被动，因为那精通《红梅花儿开》的女次高音始终如在十里雾中：“有些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魏丹？
徐枕流从半岛上的恩恩怨怨中赶了回来，顾不上旅途劳顿，他似乎从那还未最终长成的眉眼间读出了更多的什么。魏姑娘饱满的额头带着几分倔强，紧盯远航的明眸和她父亲那对一样深澈，双唇紧锁，鼻翼和嘴角似乎都在微微翕动着。这就是魏一诚那个传说中的女儿？远不如想象中那么“朋克”。
“没有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显然，尽管魏丹故作镇定状，但那洗不去的孩子气只能随着青春慢慢消散：“道理用不着多讲，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看来人家是有备而来，一切都像是彩排过的。
陆远航垂眼看着桌面，手中那个可怜的冷饮杯表面泛起一道道饱受摧残后的蜡痕，但她依然尽量保持着良好的座姿，既没有塌肩，也没有低头。
“好了，我该回家了，”魏丹站起来得很果断，显然，她已经控制谈话了节奏：“还有，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自信，”女孩儿朝枕流瞥去唯一的一眼，冷艳扑面：“还带了个人来，至于么？”
当年桂系军阀白崇禧被老蒋软禁在台湾时，有一回和几个朋友去喝咖啡，临走却把店里远处两桌的帐一并结了。大伙不解，问他是否与那几位相熟，白老将军说不认识，但那些人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十分辛苦，理当他来买单。后来的事实证明，“小诸葛”白崇禧的确神算，至少这回如此。
看来枕流这辈子还是老老实实当良民算了，一个小姑娘便轻而易举地揪出他别无分号的色眼，真是颜面扫地。
他尴尬地摆弄着餐盘中那几张十元发票。
六、猎人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第二性征出现前后，都经历过所谓的叛逆期，那个阶段中的孩子，会不假思索地对一切规则和惯例说不，为的只是在反抗中定义出自身独立的价值。但当这些少男少女真正长大后，除去少数无知者无畏外，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永远只是最初那个受精卵不断分裂的产物，哲学家们管这叫做宿命。
梵蒂冈天主教廷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步步进逼下，承认人的肉体是猴子变的，但精神或者说灵魂的专利权仍然属于上帝，就像米开朗琪罗用名画《创造亚当》中那个强壮男人柔弱而依赖的目光所要告诉我们的一样。其实，这样且战且退大可不必，因为猴子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事实上，不仅肉体如此，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出自原创，甚至，每一粒思想的碎片都凝结了无数外来的基因；谁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当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他人所改变，当然，也同时在改变着别人。
既然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别人的看法和观点，自身的独立恰恰体现为能动地吸收那一切可资借鉴，而绝非自以为是。在此问题上，女人的得分普遍要高一些，这也许源于她们在两性生活中天然的角色，只有懂得接受的身体才有资格孕育乃至创造新的生命，或许上帝当初没有把人设计成单性生殖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
相对而言，陆远航还基本可以算是个虚怀若谷的年轻人，尤其在自以为是的研究生队伍中。后来，她多次痛心疾首地感叹，如果早些认识像枕流这样的巧舌如簧之徒，自己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这不，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在人家魏姑娘已然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她还是把徐枕流弄来亡羊补牢，尽管最终被有准备之敌一并给围点打了援，但也不失为以人为镜的良好开端。哲学中有一个流派叫做“目的论”，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他者的某种需要；比如，成语中的“狈”，就是因为前腿太短跑不快，所以才要架在狼身上合伙“为奸”。按照这个逻辑，或许，枕流也是为了能成为远航的“智囊”而存在的吧。
说起来，陆远航能和这昏昏昭昭的语言学科结缘实在是偶然得紧：人家原本是在广院（现在已经改叫“中国传媒大学”了，其实，university（大学）和institute（学院）的区别并不像很多国人想得那样高下有序，MIT（麻省理工学院）不是至今还在保持传统么，抗战初期那会儿，日本人一个师团常常把国民党几个军打得七荤八素，“是什么”远比“叫什么”重要得多，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无形资产弃之如蔽履难道不可惜么，曹操说：“岂能慕虚名而处实祸哉？”在此与诸君共勉；后来，又听说这次改名好像与什么行政级别有关，对此，我更加外行，也便不好妄加评论了）学新闻的，要知道，一个西安考生能入主这种热门专业可是很见功力的，也算是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据说，四年本科快毕业那阵儿，远航还曾经盘算过要再接再厉、“三级跳”到美利坚合众国去“杀它个干干净净”，陆姑娘心气之高可见一斑；那边的大学倒是对这位GRE高分才女青眼有加，可是签证处却有某种不知所云的不同看法，总而言之，折腾半天的结果当然难逃自取其辱。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正是在计划落空那个瞬间，云端的上帝眨了一眨眼，远航从小就顺风顺水的命运悄然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既然还得无可奈何地滞留在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又白白耽误了当年在国内考研，也只能找份好工作继续混下去了；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准备读一辈子的。平心而论，能在国家电视台有个稳定的位置，即便对于广院（我还是一以贯之地祭奠这个很有几分深不可测味道的名讳吧）的毕业生来讲，也是值得羡慕的，如今的就业行情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但这对于已经退而求其次的陆远航来说，却从一开始就像个临时歇脚的客栈。
然而，人生本就如羁旅，客栈的生活不见得就一定不精彩，尽管在中国不太可能真的获得准确的数据，但现今大城市中“那件事”发生在宾馆饭店一类场所的比率恐怕用任何模型进行估计都会相当可观。当代的年轻白领管下班后的吃喝玩乐叫“腐败”，但是反过来，一起推杯换盏的你来我往们却不仅限于单身贵族，比如远航和如今的导师魏一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
情节发展到这里已经不消再多费笔墨，十八世纪末期的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德•伯克曾经说过：“传统并不是因为它古老所以正确，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正确所以古老。”道理都一样，故事也不是因为它俗套而变得常见，而是因为它常见才会显得俗套。
就像“合法同居”需要“领证”一样，在婚外恋的潜规则中，似乎只有发生过“那件事”才能“正式”取得“第三者”之资格；而且作为“侧室”的倒霉蛋还必须为那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登徒子”守身如玉，否则的话，这位傻姑娘恐怕连“小三”的“身份”都得不到，充其量算个生活作风问题。在现今这样一个“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新时代”中，连婚姻“枷锁”都无能为力的贞洁难题，反倒让三角恋给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大概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所始料未及的吧。沈从文先生曾在《月下小景》中虚构出过一个“少数民族”，那里的少女必须把初夜交给陌生人之后才能和心上人结婚；现在看起来，果然是“礼失，求之于野”啊。
欧洲人把小说称为“novel”，其词根“nov”源自拉丁语中的“novus”，本意是“新鲜的”、“新奇的”，简单说来，文学就是靠它那“高于生活”的属性来吸引视听，因此，抄袭他人的作品自然就不能作数了。退一步讲，所有陈词滥调的大路货色，也都没有更多拿出来分享的必要，可能也正因为如此，陆远航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拉枕流下水”，毕竟，拾人牙慧并不是什么光彩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