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内蒙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
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内蒙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公安局根据他们回去的路线，一段一段地调查。最后推定在这个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的羊圈住着的人最可疑。
这座孤零零的羊圈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穿制服的警察把一个个牧工叫到吉普车旁边审问。“哑巴”是班长，响当当的贫农，又害着奇怪的病，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一见到带枪的人就大惊失色，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还没有问到他，他就主动说了。
几个警察从羊粪堆里挖出了内蒙人的帆布包，点过数，一分钱也不少。
“哑巴”一夜之间出了名。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头衔外，又成了全省农垦系统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当宣传干事替他整理材料时，他嘻嘻地笑着说：“钱太多了！要是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留着自己花。”他没有了钱，病也没有了，说出了实话。宣传干事当然不能照他说的写，反而用报纸上现成的言词给他编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讲用稿。这样，“哑巴”就上了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垦系统召开的一次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了中央的大首长。
从北京回来，他逢人便说，过去他傻着哩，不知有了钱咋花，去了北京，才知道钱能买东西；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要啥有啥。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话传到团场领导耳朵里，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是他如果再到处乱说，就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从场部灰溜溜地回来，第二天，他就变成这副模样。
开始，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傻子”，但这时“傻子”正是一个带荣誉性质的褒扬词，譬如说，场部那个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的、比谁都机灵的水利技术员，好不容易才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的光荣称号，入了党。于是大家都觉得管他也叫“傻子”不妥当，后来根据他病情的特点改称他为“哑巴”了。
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这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子的、可怕的利己欲望。这种欲望象鬼似地藏在每一颗心的死角，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都冲击不到它。相反，它还会叫人冷不防地钻出来，把政治给人的影响化为乌有；人们从他身上反省到自己，觉得自己的心里除了“不断革命”的斗争性之外，仿佛也有个什么说不出的名堂，只不过是“哑巴”把它公开化了。这种沉重的鬼胎，象坚冰下面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上面的冻层。
大脚的女哲学家“思谋”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哑巴”惯常地垂着头，跟在拿着鞭子的大脚女人后面，隐没在居民点的淡青色的暮霭中了。魔鬼施放的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羊安静下来。悲观主义的老乏羊卧在旮旯里，深深地叹着气，长长的胡须耷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我干完了应该干的活，在曹书记刚刚磨铁锹的大粗石上坐下，点着一支烟。一般莫名的悲哀和烦恼照例地涌上心头。这种情绪来得和时钟一样准。日落、黄昏、归羊、飘零的晚霞、沉淀下来的风、沉静下来的荒原、被流动的空气刻蚀的沙丘、孤傲挺拔的芨芨草和枝桠的荆棘，都渐渐地模糊了、淡化了，于是从心底里渐渐地显现出孤独与寂寞。每日每夜，伴随我的不是羊，便是“哑巴”这样的人，广阔的空间，除季节变化就无变化的自然空间，找不到一点点实例来印证我从书中得出的思想。这里仿佛不是人类社会，但又似乎是从飞速旋转的人类社会上甩出来的一个小泥团。它和人类社会失去了联系却又带着人类社会的原质。
这种停滞状态常常激励我要行动，也常常使我灰心丧气，而更多的倒是使我害怕：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了；我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于“哑巴”一类人当中去。
你能说“哑巴”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想吗？然而“哑巴”终归是“哑巴”。世界是铁铸成的，没有感情，没有知觉，不会和你作无声的交流。你要影响它，推动它，至少要大喊大叫，哪怕仅仅是一声在压抑下的呼喊。
然而，今天，在我眺望着黄色的落日慢慢地降到黛青色的山巅时，在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中间，似乎另有一丝思绪，象羽毛一样撩拨得我心发痒。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莫非是天意？这么多年来，过去结识过的女人都逐渐地淡忘了。韩月屏、马缨花，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便不去多想。在我，在她，都成了永久的回忆。而在我，有时回忆起来还会怀疑：那是真的吗？我曾经有过那样美妙的时刻吗？于是，心肠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变得硬起来。但是，她那强有力的一划，却在坚石上刻下了很难磨灭的痕迹。
至今还很生动、清晰的画面，那线条优美的赤裸裸的肉体，多少次激起我男性的情欲和激情，使我知道我虽然是个披着黑色的、蓝色的，或者如现在这样是披着绿色外壳的“劳动力”，但毕竟是个男人，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至少还保持有性别的特征。她那强有力的一划，那无声而又大胆的呼唤，对此我虽然没有如她那样勇敢地作出反应，却象是我被她奸污了似的。从此失去了我的童贞，尽管我现在三十九岁了还是童男子。
过去的一次次温柔的拥抱，多情的接吻，全被她沉甸甸的周身都能颤动的肉体撞得粉碎；彤红的霞光扰散了桃红色的晨雾。从那时以后，我知道，只要我一想到女人，我马上就会想到她，而不是别人。我的童贞是在她身上丧失的呀！我不相信她只会在我的面前一闪，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我完全没有根据地盼望，她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
而现在，她果然又出现在我面前！凡是出现过两次的事物，肯定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命运！
我也知道，已经不习惯温情脉脉的我，早已被野性的情欲所俘获；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改变爱情的方式，爱情的意向，爱情的审美观念。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
飘零的晚霞破碎了……
抽完一支烟，居民点房顶上的广播喇叭响了。这个灰色的铁玩意儿，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是我们农工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但它每天重复的都是同一个调子，更证明世界是完全停滞的。流动的只有时间，于是它只起了个报时的作用：该去食堂打饭了。我站起身，卷起铺盖往肩上一扛，关上羊栏，也不等值夜班的人，一溜烟地跑下坡去。
管他娘的！吃完饭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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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蹲在食堂门口吃完饭，我一只胳膊夹着饭盒，另一个肩膀扛着铺盖，回到我原来往的集体宿舍。呼地把铺盖摔在床板上。
“咦！那两个人呢？”看着空出了两个床板，我问盘腿坐在床上的周瑞成。
周瑞成有着一张尖尖的嘴，但面目还是很清秀的。他从他正拉着的二胡上抬起头来：“都结婚了，光棍汉就剩下你一个了。”
他露出一副讨好的、又是降贵纤尊的笑容。这种笑只有嘴尖的人能做出来。我回敬了他一句：“总比你强吧：我是没有老婆，你却是有老婆回不去！”
他不作声了，低下头仍拉他的《浏阳河》。他拉二胡拉得相当好，琴声幽幽地带着很深的情感，但是他只拉《浏阳河》，从不拉别的曲子。
他是监狱里的“剩余物资”，原来是农建师的供应科科长。那年，为了填满监狱，从农建师师部和下面的各团场凑集来许多牛鬼蛇神。我们曾在一起关押过。后来，监狱撤销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回了自己的单位，有的还官复原职，唯有他没有被释放，以不明不白的身分和我们几个光棍农工住在这个连队的单身宿舍，已经有好几年了。
琴声在四面土墙中回旋荡漾。我铺好床仰面躺下，看着周瑞成尖尖的嘴和尖尖的胡须。天渐渐地暗了，苍老的周瑞成越缩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影。只有浏阳河水涓涓的清流，极力想从窗户、从门缝泄出这间四壁萧条的小屋，潺潺地淌到外面去。房子是寂寞的，空气是寂寞的，连音乐也感到寂寞。我忽然领悟到他的琴声。《浏阳河》只是配上了词才成为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而那谱子，纯粹是湖南的民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