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对考古有兴趣，志同道合，无话不说。后来陈维礼去了日本留学，两人已经多年不曾相见。许一城万万没想到，当年的码头告别，竟成了永别。
许一城闭上眼睛，好友的音容笑貌，宛然就在眼前……陈维礼是个充满理想和干劲儿的年轻人，一心要开创中国考古事业。他曾经对许一城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效仿大英博物馆建起一座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将古董商手里的宝贝都放进里面去，留给后世子孙看——放在故宫就很好！谈起这个梦想的时候，陈维礼双目闪闪发亮，像是父亲在谈论自己最自豪的孩子一样。
可惜这个梦想，陈维礼再也看不到实现之日了。他的生命，在狭窄的北京城胡同深处，被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九岁。
最初的悲伤过去之后，许一城的心中，慢慢浮上无穷的疑惑。
陈维礼究竟什么时候回北京的？为什么不主动联系他？更重要的是，从方老山的描述来看，陈维礼应该是被人追杀灭口的。为什么他会被追杀？杀他的是谁？为什么？
许一城重新睁开双眼，仰起头来，试图透过天花板去想象陈维礼所面临的危险境地。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没有为自己求救，而是设法把这张纸送到数年未曾谋面的好友手里，发出最后一声呼喊：来不及了——他知道，以许一城的性情，一定不会置之不理，一定会竭尽所能把这件“来不及”的事替他办完。
这是最深沉的信赖，也是最沉重的嘱托。那张纸上到底写的什么事情，让陈维礼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也要把它送出来？直觉告诉许一城，此事绝不会是什么私人恩怨。以陈维礼的性情，这一定是件大事，且是件极凶险的大事。
许一城捏着这半张纸，如逾千斤，不禁喃喃自语道：“维礼啊维礼，你到底遭遇了什么？”
许一城的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如果当时方老山把整张纸都取回来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多线索。现在只留下一个没头没脑的“陵”字和五个指头印，别说替陈维礼完成遗愿，就连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
忽然，许一城的指头停住了，双眉微微一动。
这是一种厚信笺，纸质绵厚密实，表面光亮，适合钢笔书写，一摸就知道是洋货。许一城的指头很敏感，很快就摸到纸上有一片凹凸不平的地方，似乎是上一页纸写字留下的压痕。
许一城推开窗子，把这半张纸对准太阳，眯起眼睛仔细观察了一阵。他又从笔筒里取下一根铅笔，拿刀削尖，轻轻地用侧锋刮着纸面。很快，一个奇妙的标记出现在许一城的眼前，风、土两个汉字上下摞在一起，“风”字的外围和“土”字的最底一横稍微做了弯曲变形，恰好构成一个圆圈。
风土？
许一城盯着这一个标记看了一阵，再拿起铅笔，继续刮起来。很快在这个标记旁边，铅笔刮出来一片浅灰色的图，线条分明，应该是一把中国宝剑的轮廓素描，不过只有从剑头到剑颚的一半——其他部分估计在失落的另外半张纸上。
这半把宝剑的造型也颇有些奇特，似乎被画过两遍，可以勉强看到一截笔直的剑身和一截略显弯曲的剑身，两段剑身交叠在一起，好像重影一般。似乎画手拿不定主意，先画了一遍直身，又改成弯身。
再仔细一看，上头似乎还有龙纹。可惜这片痕迹实在不重，看不出更多细节。
血手印、“陵”字、风土印记和宝剑素描，这几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许一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里最容易追查的，应该是风土印记。这个标志一看就是经过专门的美术和几何设计，应该是某一个机构的专用公章，曾经在这张信笺的上一页用过印，用力稍微大了点，纸又很软，所以在下一页留下一道轻轻的痕迹。如果能找到这个印记的来历，那么陈维礼书写信笺的地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许一城取来一张北京地图，以陈维礼死去的胡同为圆心，用圆规划了一个圆。方老山曾经说过，陈维礼脸色很差，说明以他的身体状况，跑不了多远，活动范围只可能在这个圆圈之内。而且这种信笺纸相当高级，国内用得起的人不多，一般只有使馆、洋行之类的地方才会用，这就进一步缩小了搜索的范围。
做完这些工作，许一城拉开抽屉，将那一套海底针取出来。这是沈默送给他的，用来酬谢吴郁文的事，算是相当重的奖励了——微妙而有意思的是，沈默宁可私下里把这套家宝送他，也不肯当着族人的面公开褒奖，个中意味，难以言明。
许一城从海底针里抽出一柄小铲，在一块木牌上刻上“陈公维礼之位”几个字，然后恭敬地摆在桌前。他点起两炷香，直起身子，两个大拇指交抵，八指交拢，拜了三拜，手背翻转，再拜三次。
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叫作生死拜，也叫托孤拜，相传是诸葛亮在白帝城传下来的。在坟前做如此祭拜，表示生者愿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死者遗愿，托孤一诺，九死不悔，手背翻转，以示不负所托之意。说来也怪，许一城刚一拜完，窗外一阵大风吹进屋子，霎时四处被吹得哗哗响动。那木牌晃了几晃，居然面朝着许一城倒了下来。
许一城嘴唇一颤，连忙伸手扶起木牌，双目含悲，却不见半点泪光：“维礼，我不知你因何而死，也不知道杀死你的是谁。但你临终前来找我，自然有你的道理。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为兄这两行清泪，待得为你昭雪之时，再洒不迟！”
风说停就停了，屋中立时一片寂静。
陈维礼死去的地点是在西城大麻线胡同附近，前后都是敞亮大街，附近都是繁华之地。商旅云集，南北商铺连成一大片，就连洋行也有那么十几家，其他各色娱乐销金场所更是鳞次栉比。不过最近因为战乱的缘故，好些铺子都紧锁大门、上起门板，生怕被败兵波及了，放眼望去十分萧条。
许一城离开清华，以大麻线胡同为圆心，沿着划定的范围走了几圈，一无所获，别说那个标记，就连带“风土”二字的招牌都没一个。那些洋行他都一一拜访过了，也没什么可疑之处。许一城拿着这图形问了几个路人，都说没见过。
五月天气说热就热，许一城走得有些乏了，想找个茶馆歇歇脚，喝几口茶。他一抬头，忽然把眼睛眯了起来。原来不知不觉，他竟走到了大华饭店。这大华饭店在四九城很有名气，是专门给洋人住的高级旅馆，装潢设施据说请的都是纽约来的设计师，连“大华饭店”四字都是用霓虹灯勾出来的，一到晚上花花绿绿的格外耀眼，是远近一景。
许一城看到有几个穿西装的东洋人走出饭店大门，冲送别的人连连鞠躬——不用说，这一定是日本人。看到他们，许一城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怀疑。陈维礼之死，许一城一直疑心与日本有关系。那印记是“风土”二字，而国外仍旧使用汉字的，只有日本一国。何况当初陈维礼出国，正是在早稻田大学就读考古系。
这附近没有其他日本机构或商铺，如果说能和日本人扯上什么关系的话，那就只可能是住在这家大华饭店的客人了。
他信步走进旅店，径直来到柜台前。接待见他西装革履，气质不凡，赶紧过来招呼。许一城懒得跟他废话，把一枚铜元“啪”地扣在台面上，用手拢住：“你们这里，最近住了什么日本客人？”
接待大概早就见惯了这种场面，笑眯眯地把账本往上一搭，另外一只手在账本下把铜洋迅速抠走：“最近政局不太稳当，来的人少。现在住的只有一个日本考察团，东京帝国大学的，个个戴着厚底眼镜。”
“哦？”许一城眉头一皱，“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接待没回答，只是把账本磕了磕台面。许一城又递过去一枚铜元，他才说道：“听说是来中国考察啥古迹的，我帮他们扛过行李箱，中间掉地上一次，里头装的全是地图。”他一指，“喏，那位就是团里头的教授。”
许一城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大华饭店一层是个咖啡厅，里头靠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对面坐了个戴瓜皮帽的中国人，唾沫横飞地跟他白乎着。
许一城悄悄走过去，看到原来两人玩赏的是一把竹杖。这把竹杖高约七十公分，粗细恰好一掌可握，竹节稀疏，上面还缀着如同泪痕一样的紫斑。最奇的是，每一节上的竹面有微微凸起，如同佛面一样。一根竹杖分了五节，就是五个佛面，倒真是件精致的奇物。
那位日本人头很大，脖子却很纤细，宽阔光滑的额头向前凸起，发际线却拼命靠后，让他看起来总是一副把身子前探的好奇姿态。他双手捧着那把竹杖，厚厚的镜片后眼神略显呆滞，不知是被震惊，还是心存疑虑。
那个中国人说：“您尽可放心，我骗谁也不敢骗大日本帝国的教授呀。这湘妃佛面竹杖，可真是一件稀罕物。您看见那上头的紫晕了没？那是极品湘妃泪竹，几百年也长不出一根来……”那人正说到兴头，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嗤笑。他侧脸看到许一城在旁边似笑非笑，大为不满，挥了挥手说：“快走开！”
许一城没理他，对那日本教授道：“这位先生，你可要上当了。”那人大怒：“你扯啥呢扯？”许一城也不客气，拿起那杖，拿指头点了点竹面上的紫晕泪痕道：“这泪斑可不是长出来的，是点出来的。新竹刚生时点了几处苔钱封固，长成以后用草穰洗下苔钱，斑点就出来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