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商鞅的执法也应作如是观。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他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并因此而结怨于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刘歆《新序》）。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绝对不能议论的。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说好的（言令便者），有说不好的（言令不便者），还有开始说不好后来说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乱民"，将其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前面说过，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商鞅的变法，却不但是集权，而且是专制。他的杀人如麻，就是专制。他的保甲连坐，也是专制。而且，因为钳制言论，他连"开明专制"（让人说话）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独裁。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暂时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既然要专制、集权、独裁，那就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目中，人民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过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由于他及其支持者的独断专行，变法之后的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全国通体实行郡县制，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秦，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诚然，将邦国改造成一个由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的"准帝国"，不是秦的特创，也不是秦的首创，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谓"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说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经崩溃，邦国变成帝国已经势不可挡。事实上，吞并了其他邦国的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诸侯的大夫，更不愿重蹈覆辙。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秦国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言，当其他国家还在"片面改革"的时候，秦国已是"全面的翻新"。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国原本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还有楚，这里不细论）。其他那些诸侯国，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个微缩的周王朝，国君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权其实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有三家分晋，有田氏篡齐。秦的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国君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实行的本来就是军事集权制，商鞅的变法只不过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而已。
因此，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个新制度，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者准确地说，国君集权制。这样一种被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使秦王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新政权。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将"地方集权"（邦国集权）变成"中央集权"（帝国集权）。这对于秦人来说，其实驾轻就熟。如果说还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其他六国的兵器全部运到咸阳，集中销毁，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以示彻底告别武力社会，永不兴兵。
大秦帝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权力社会。
第二章中央集权 一 君临天下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赢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 柏杨曰― 读通鉴· 论历史》 ）。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 ，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赢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则有如被架空的晃盖。然而在郡县制这里，天下臣民从黎庶（黔首）到官员无不听命于皇帝。进退兴废，乾纲独断；赏罚藏否，莫测天威；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一手创建帝国制度的秦始皇岂能称王而不称帝？
更何况，在邦国制度下，不但有至尊的"王"，还有至强的"霸"。王至尊，霸至强。至尊与至强，并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争霸还是合法的。这就会引起战乱，并最终威胁到王。因此，必须将至尊与至强统一起来，而这个统一体，就是皇帝。
事实上秦始皇也没有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更没有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而是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厉风行，不容商榷。他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队，统一了法律，统一了税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和车轨的宽度，统一了书写的文字，还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包括规定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以及所有的纪数都从六（天下分为六六三十六郡，车宽六尺，冠高六寸），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秦始皇的这些变革，多半被视为"统一大业"而备受推崇。然而人们在讴歌和赞美其盖世伟业时，却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专制与集权。没错，统一不等于一统，集权也未必专制，未必独裁。有着各自宪法和民选政府的十三个state ，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下组成统一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统一而不一统；上一章提到的唐代政事堂制度，就是集权而不独裁。可见统一可以是多样，是和谐（多样统一）；也可以是多元，是共和（多元统一）；一统才是专制，并很容易由专制而独裁。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集权。因为分权必不专制，集权就很难讲。有专制的集权，有不专制的集权，还有半专制的集权（开明专制），这是一件麻烦事。
不过在秦始皇那里，这些都不成问题。对于秦始皇来说，统一和集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专制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