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指望能有什么好前途。但我认为伊格纳西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避免我步母亲的后尘。我可以与他共同度过往后的岁月，而不用像她那样每天在寂寞中醒来。我对他没有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却有着厚实的爱恋，他的甜蜜柔情好比夜晚的枕头。我确信，在他身边，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坎坷。
我以为，伊格纳西奥·蒙特斯，会是我这一生千百次散步时紧紧依偎的那个人。有他在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也有了永久的避风港。他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很和蔼，机灵又温柔。个子很高，行为举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长。他的母亲是个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寡妇，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床垫下总藏着几个杜罗①，等于五个比塞塔。他那时候住在廉价的公寓里，整天梦想着成为公务员，只要有部委招考，他就在考生之列。因为部委能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不管是国防部、内政部还是财政部。每年三千比塞塔，每月二百四十一比塞塔，为了换取这份永久的固定工资，他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办事处和办公室、吸墨纸、印章和墨水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着未来。但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公务员考试中，他们总是固执地不肯把我的伊格纳西奥列入录取花名册。他却毫不气馁。二月份考司法部，六月份考农业部，然后再从头开始。
①杜罗，西班牙硬币。
在那些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开销巨大的地方消遣，但是为了让我快乐，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囊中羞涩的他尽所能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装满了丝绸玩偶和桑叶的纸盒，一袋烤栗子，当然还有髙架桥下草地上的那些山盟海誓。我们一起在西园的小亭子里听乐队的演奏，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泛舟湖上，也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秋千和手摇风琴的狂欢晚会，没有哪个巧蒂斯舞①会我们不是掐着点跳到最后一刻。多少个午后我们徜徉在比斯蒂亚斯公园，在社区电影院看过无数部电影。一杯瓦伦西亚铁栗奶茶对我们来说是奢侈，至于出租车，连想都不敢想。伊格纳西奥的柔情，虽然不昂贵，却似乎无穷无尽，我就是他的天空，他的星星，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的头发、脸庞、眼睛，我的双手、嘴唇、声音，我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人能及，我是他快乐的源泉。而我呢，静静地聆听他的话语，对他说一些傻话，听任他爱我。
①巧蒂斯舞，源于苏格兰，后流行于西班牙直至20世纪初的双人舞。
然而时装店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而不稳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对我们那些生活在舒适奢华中的顾客造成了冲击。马德里变得动荡不安，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政治紧张感。富人们将他们在北方避暑的假期无限延长，希望借此躲开充满动荡和骚乱的首都。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人们高喊着“工人世界”的口号，郊区那些光膀子的无产阶级踏进城，直逼太阳门。街上的高级私人汽车越来越少，奢华的聚会也日益罕见。年老的女士们身穿丧服，念着九日祭经文，祈祷阿扎那①早日倒台。人们开始习惯每到点起煤油灯的时候，空气中呼啸着的子弹声。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教堂，长枪党端起大得吓人的手枪。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床单蒙上家具，遣散下人，插上门闩，奔逃国外，把他们的珠宝、现金和恐惧一起带出国界，继续拥护被流放的国王，期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西班牙。
①阿扎那指当时取得政权的中左翼联盟核心曼努埃尔·阿扎那。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1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色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就这样，我们与教区神父约定了婚礼日期。二十四年前的六月/V曰，同一个神父按照圣徒祭日表给我取了希拉这个名字。萨比妮亚娜、维多利亚、高登西亚、埃拉科里亚和福尔图纳塔是根据当天的圣徒表可选的其他名字。
“就叫希拉吧，神父，您就给她取名叫希拉吧，至少比较好记。”这是我母亲作为唯一家长的最终决定。所以，我就成了希拉。
我们将会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婚礼。有我那个无腿失明的外公，他不但身体残疾，精神也在菲律宾战争中受到重创，每天都在饭厅阳台旁的摇椅上沉默不语。有伊格纳西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将从乡下赶过来。有我们的对门邻居因格拉西亚、诺尔波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社会主义者，真挚而亲密，对我们就像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还有马努埃拉女士，为了给我制作婚纱，她重新捡起针线开始缝制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将用蛋白酥、马拉加葡萄酒和苦艾酒招待客人，也许我们会请一名社区乐师上台演奏婚礼进行曲，或者请巷子里的某位摄影师为我们拍张照片作为家庭装饰，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母亲这里。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计划和点子里，伊格纳西奥突发奇想地让我去学习，准备参加考试，像他一样成为公务员。那个行政机构的新职位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共和国的管理下，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洗衣池和家务事转，她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和男性肩并肩一起开拓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
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她用能说出口的最刻薄最恶毒的话骂我，仰天长叹祈求老天开眼让我放弃那疯狂的念头，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跌坐在外公旁边的摇椅上，掩面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