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鹳鸟和橄榄共同画出了一张描绘魔术师的图画：其中一个魔术师正让鸡蛋随着另一个人的铃鼓节拍，滚过一根木棍而不掉落地面——仿佛是在一片宽阔的大理石板上滚动。在一辆马车里，我清楚看见船长科勒奇?阿里帕夏让他在海上俘虏的异教徒们用泥土堆成了一座“异教山”，接着他把所有奴隶塞进马车，等来到苏丹面前时引爆了“山”里的火药，展示着他是如何用大炮炸得异教徒的国土哀鸿遍野的。我看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屠夫们穿着玫瑰色和紫色的制服，手里拿着大片切肉刀，微笑着面对吊在挂钩上、剥了皮的粉红色绵羊。驯兽师们牵着一只绑着铁链的狮子来到苏丹陛下面前，逗弄并激怒它，直到它的眼中燃起血红的怒火，周围的观众看了鼓掌叫好。接着在下一页，我看见这只象征伊斯兰的狮子，正在追逐一只灰粉红色的猪。在另一张图画中，一辆马车上载着一间理发店，一位理发师从天花板倒吊而下，为顾客刮胡子；他的助手身穿红衣，手里拿着镜子和一个装香皂的银碗，等着收小费。这幅画我看了又看，后来问这件作品是出自哪一位了不起的细密画家。
“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细密画家的身份并不重要。”
细密画家努里显然比我想的要圆滑得多，他话中的保留，是否因为明白了我姨父是派我来这里进行调查的？或者他只是转述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的话?
“书中所有的镀金工作是由高雅做的吗?”我问，“现在是谁代替他做呢?”
孩童的尖声嚎叫从面向内院的门外传来。下方，其中一位部门总管已经开始执行笞跖刑，被打的学徒们很可能是被抓到在口袋偷藏红色颜料粉末，或是把金箔夹藏在纸张里；大概就是刚才我看到在寒风中等待的那两个人。年轻的画师们不放过嘲笑他们的机会，都跑到门口看去了。
“等学徒们依照奥斯曼大师的指示，在这幅画中用玫瑰的粉红色涂好竞技场的地面，”努里先生小心谨慎地说，“但愿我们的兄弟高雅先生，无论此刻身在何方，届时将会回来接手完成这两页的镀金。我们的大师，细密画家奥斯曼，要求高雅先生把每一幅画中的竞技场地面涂上不同的颜色。玫瑰粉红、印度绿、番红花黄或是鹅屎的颜色。任何人看了第一张图画都会明白这是一个广场，应该是土的颜色，然而在第二张、第三张图中，他会希望看到别的颜色，为眼睛增加乐趣。彩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页面充满喜庆。”
我们注意到一位助手把一张纸放在了一个角落，上面有一些图画。他正忙于《胜利之书》里的一张单页图画，这张图画描绘的是一队海军船舰出发作战。不过很明显，听到朋友被痛打脚底板的尖叫声他就跑去看了。他拿了一块船的图样描边，重复画出一艘艘一模一样的船只，看起来甚至都没有接触到海面。然而这种不精确、看不出风吹的船帆，并不是因为图样的缘故，而是因为年轻画师的功力不足。我难过地看着那块图样从一本旧书上被粗暴地剪了下来，那是一本什么书，我却看不出来，或许是一本图样集。显然，奥斯曼大师已经对许多事情都不太在意了。
我们来到努里先生的画桌旁，他骄傲地说自己花了三个星期镀完了一枚玺印。我满怀敬意地欣赏了镀金玺印，它被画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以确保没人会明白这是要送给谁的、有什么用处。我非常清楚在东方有许多不安分的帕夏，单单看见苏丹陛下尊贵而充满力量的玺印，便放弃了反叛之心。
接着，尽管我们看到了书法家杰玛尔抄写、完成并留下的最新经典之作，但为了不给那些打压、反对色彩与绘画的人们留下话柄，我们很快翻了翻就过去了。
描边师奈塞尔正在修补一张图画，说是修补，其实是在破坏。这是一张描述胡斯莱夫在给席琳洗澡的裸露画面，这是尼扎米的《五部曲》中的某一页，而这本书则是帖木儿之子的年代所留传下来的。
一位九十二岁、半瞎的前大师，平时总爱絮絮叨叨说着同样的故事：六十年前他在大布里士亲吻过毕萨德大师的手，那位传奇的名大师当时又盲又醉。此刻他用颤抖的双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笔盒上的纹饰，这个笔盒三个月之后才能完工，届时将献给苏丹殿下作为节日礼物。
突然间，一阵寂静包围了整个画坊，近八十名在一楼许多小小隔间里工作的画师、学生与学徒，全部鸦雀无声。这是责打过后的寂静，类似的情形我听说过许多；过一会儿这样的寂静将被打破，有时候是一声讨人厌的轻笑或是一句玩笑，有时候是令人想起学徒年代的一两声啜泣和突然要哭喊之前的呻吟；细密画师们也会想起自己学徒时代所遭受的责打。然而，某一瞬间，这位九十二岁的半盲大师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就在这里，就在这远离所有战争与纷乱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世界末日前的一刹那，想必也是如此寂静。
绘画是思想的寂静，视觉的音乐。
亲吻奥斯曼大师的手道别时，我不仅对他无比尊敬，同时升起一股完全不同的情感，使我的心灵混乱不已：怜悯混杂着对一个圣者的仰慕，一种奇特的罪恶感。这，或许，是因为我的姨父——他要求画家们，不管公开或秘密地，去模仿法兰克大师的技巧——是他的对手。
同时，我忽然感觉到，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在人世间见到这位大师了。于是在一股渴望取悦于他的冲动下，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伟大的大师，我亲爱的阁下，是什么区分出优秀的细密画家，使他们不同于一般?”
我以为这位习于如此奉承问题的画坊总监，会给我一个漫不经心的回答，也以为此时他已全然忘记了我是谁。
“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标准，可以分辨优秀的细密画家与拙劣不实的画匠。”他态度严肃地说，“这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当他面对威胁艺术的邪恶时所持有的技巧与道德却非常重要。如今，为了了解一位年轻画家有多么优秀，我会问他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是否认同新的风尚，受中国人与法兰克人的影响，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个人的绘画风格？作为一位插画家，他是否想要与众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是否企图像法兰克画师一样，在作品某处签上自己的名字？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会先问他一个关于‘风格’与‘签名’的问题。”
“接着呢?”我尊敬地问。
“接着我会想知道，在最初委托制作原书的君王和苏丹死后，书籍被转手、被拆散，书中我们的图画被用于别的年代、别的书，对此这位插画家会怎么想。这是个很敏感的东西，不单单只是伤心或高兴的问题。所以，我会问插画家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插画家的时间与安拉的时间。你听得懂吗，孩子?”
不懂。但我没这么说。相反的，我问道：“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是‘失明’!”伟大的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说，然后他陷入沉默，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作解释。
“关于‘失明’是怎么样呢?”我羞愧地问。
“失明就是寂静。如果你结合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失明’便会浮现。它是一个人绘画的极致：它是在安拉的黑暗中看见事物。”
我也沉默了下来。我走出屋外，不疾不徐地走下结了冰的楼梯。我知道我将会拿大师的三个伟大的问题去问蝴蝶、橄榄和鹳鸟，不只是为了有话题可聊，而是想更了解与我同龄的这三位当代的传奇人物。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立刻前往绘画大师们的家。我来到犹太社区附近一个新的市场，那里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金角湾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汇处，在那儿与艾斯特碰了面。艾斯特真是个活宝：在一群采买的女奴之间，在那些穿着那种松松垮垮的褪色长衫的贫民区女人们之间，在聚精会神挑拣胡萝卜、榅桲与一串串洋葱和萝卜的人群之间，她不得不穿着一身粉红色犹太长袍；她的身体肥胖而灵活，一张嘴永远动个不停，疯狂地向我挤眉弄眼，做着各种示意。
她以一种老练而神秘的姿势，把我交给她的信塞进灯笼裤里，好像整个市场都在窥视我们。她告诉我，谢库瑞正在想着我。她收下小费，当我说“拜托快点，马上就把信送去”时，她指了指布包，表示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忙，然后告诉我中午时分才能把信交给谢库瑞。我请她转告谢库瑞，我正要前去拜访三位年轻的细密画大师。
12人们都叫我“蝴蝶”
正午祷告的时间还未到，敲门声响起：开门发现是黑先生，以前当学徒的时候，有一阵子他曾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互相拥抱，亲吻脸颊。我心里猜想是不是他的姨父要他传几句话，但他却说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访，想看看我画的书页和图画，而且还将以苏丹陛下的名义问我一个问题。
“好的，”我说，“要问我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告诉了我。的确，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