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奇把电话上的开关向右拨过去。铃声停止了。
他上楼从衣橱里拿出了两个手提箱，塞得满满的。都是些常穿的东西——牛仔裤、衬衣、内衣，还有袜子。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装进去的衣服全是小孩服装！他拿起箱子又下了楼。楼下的小屋墙上挂着一幅安瑟尔。亚当斯的黑白照片。理奇把它转了一下，露出了一个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用手在里面拨拉着——里面全是些重要的文书契约——有这间豪华舒适的房屋的契约，有他在爱达华州一个20公顷的林地所有证，还有一大把股票。他只是随意地买了这些股票，谁曾想市值连年上涨。有时想到自己竟然几乎成了一个有钱人，他都会惊讶不已。他不仅拥有摇滚唱片……而且还是著名的“干声之人”……
房子，林地，股票，保险，甚至还有他的遗嘱。这些东西把你紧紧地绑在了生活的地图上。他想到。
突然间他有一种狂热的冲动，想要把这一切，不管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全部放火烧掉。他藏在保险箱里的东西一瞬间失去了任何意义。
他意识到生活是多么容易被毁掉。根本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在里面，这正是他害怕的。你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东西眨眼之间就会烟消云散。容易得很。把它付之一炬或者让它随风飘散吧，还是早脱身为好。
那些文书契约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现金。10块的，20块的，50块的。4000块的。理奇抓起那些钱，塞进自己的牛仔裤兜里。
存钱的时候可没料到它的用处。日积月累的。如今成了逃难钱。
“太可怕了，”他嘟哝着，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他抬起头，目光茫然地向窗外的沙滩上望去。沙滩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冲浪的孩子们走了。那对情侣也走了。
他把保险箱的门关上，然后又把那张照片转到原位。猛然间他想起了斯坦利·尤利斯。那时一些大孩子们都这么叫他：“嗨！牛里屎！
他妈的杀死耶稣的家伙！又要去找你的狐朋狗友了？“
尤利斯到底在哪儿呢？他多久没想起过尤利斯了？理奇还记得自己是在1960年的夏天从德里镇搬走的。他又想起他的那些可怜的小伙伴们，一群天生的失败者。他们的脸孔消逝得多么快！他都快记不起来了。
那时他们天天在班伦低地玩耍，还在那里修了一个俱乐部。他们说自己是丛林探险家，抗击日军的海岸警卫队；还说自己是筑坝者。
牛仔、丛林世界中的外星人。但是，他们真正干的事情是躲藏。东躲西藏是怕让那些大孩子们抓住。他们成天让亨利·鲍尔斯，贝尔茨·哈金斯，维克多·克里斯一伙人追得四处逃窜。他们是一群可怜虫——长着犹太人大鼻子的斯坦利·尤利斯，说话给巴的比尔。邓邦，身上总是伤痕累累、衣袖里老爱藏着烟卷的贝弗莉。马什，肥胖臃肿的班恩。汉斯科，当然还有他自己——那个戴着宽边眼镜，学习成绩优异，伶牙例齿的理奇·多杰。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他们呢——无能。
一切都回来了。怎么回来的呢？他站在那里，不停地战栗。战栗并不是因为那些他不能记起的伙伴。而是其他的东西。他多年没有想过的东西。
血淋淋的东西。
黑暗。吞没一切的黑暗。
在内伯特大街上的那栋房子里，比尔在大声叫骂：“你杀、杀死了我弟弟，该、该、该死的！”
他还记得吗？忘不掉。不管怎样，还是忘不掉。
垃圾场的臭气，屎臭，还有其他的难闻气味。更糟的是一种野兽的气味，它的恶臭。它就潜伏在德里地下的某个地方。
理奇想起了乔治——可是他已经忍不住想吐了。他朝洗手间跑去，绊在了椅子上，几乎摔倒……他猛地扑倒在马桶上，吐得翻江倒海。
他突然仿佛又见到了乔治。邓邦。1957年的秋天，就在一场洪水过后，乔治被谋杀了，他的一只手臂不见了。理奇曾经成功地忘记了这一切。可是现在它们又回来了。实际上，它们有时会回来的。
呕吐过去了。理奇闭着眼去冲马桶。他的晚餐都冲进了下水道。
进入了可怕、黑暗的下水道。
他把头靠在马桶上，哭了起来。这是自从他母亲在1975年死后的第一次。
40分钟之后，感觉心情好了一些，他把手提箱扔进了汽车行李箱里，然后把汽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看着自己的熟悉的住所，看着那金色的海滩，那灯光掩映下绿色的海水，他的心沉了下来。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他只是行尸走肉。
“回家吧，”理奇·多杰低声对自己讲，“回家。上帝会帮我的。回家吧。”
他挂上了档。车子冲了出去。
安稳的生活是多么容易被打破！生活总是这样，才渡过难关，又得经受考验。就是这个样子。前方的路途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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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光 ───
第三章 六个电话（1985）·２
3
班恩·汉斯科。
如果你想在1985年5月28日那天晚上，找到《时代》周刊上称赞的那位“可能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建筑师”，你就得驱车到斯维德和姆。沿着一条中央大道，穿过那个颇为繁荣的小城的商业区，再向前走出去，最后就到达了一个名叫“红轮子”的路边小酒馆。酒馆前面不太干净的停车场上，停着一辆1968年的卡迪拉克。车的前方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班恩的爱车”。走进酒馆，你就能看到你要找的那个人——身材瘦长，饱经风霜。
他上身穿一件条纹衬衣，下身是一条发白的牛仔裤，脚踏一双旧的工程靴。他今年已经38岁了，但是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10岁——只是在他的眼角有一些不易觉察的鱼尾纹。
“您好！汉斯科先生。”酒馆的老板李瑞奇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把一张餐巾纸放在了班恩的面前。李瑞奇有点惊讶，他从没见过班恩·汉斯科在这个时候光顾他的小店。以前班恩来的时候总是在周末。
周五来的时候他喝两杯啤酒；周六晚上就喝四五杯。在离去的时候，他总是在啤酒杯的下面压上5美元的小费。酒馆老板李瑞奇特别喜欢这位老主顾——不仅仅因为每周都能从他那里得到10美元小费，而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值得。在一个这样的三流酒馆里，顾客们的谈话多是庸俗不堪；但是班恩·汉斯科先生气度不凡，谈吐高雅，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每到周末李瑞奇总是期待着班恩的出现，因为凭着多年的经验，李瑞奇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光临的。也许班恩会在千里之外的纽约盖摩天大楼，在瑞多比奇建艺术馆，或者在盐湖城盖商业大厦，但是每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半之间，酒店的门就会被推开，班恩就会走进来——似乎他的家最远也就在小城的另一边；而他来这里只是因为电视里没有好节目可看。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在他的庄园里还有一块小型停机坪。
两年前班恩在伦敦第一次设计并且监造了BBC广播电心，直到现在英国新闻界对它的优劣仍然争论不休。《卫报》说那可能是“最近20年来伦敦最漂亮的建筑”；而《镜报》则称“那幢建筑物比丈母娘的老脸还要难看”。就在班恩接下伦敦的那个活儿之后，李瑞奇想，“可能他不会常来了”。但是，班恩的固定行程只在第一个周五打断了～次。等到周六晚上9点一刻，他又从容地跟进了“红轮子”，还是那身打扮。李瑞奇激动地叫了出来：“您好！您怎么还在这儿呢？”班恩·汉斯科先生有点迷惑，似乎他在这里根本就不出奇。
他总是独自一人前来，总是又沿着老路回去。李瑞奇觉得班思是他一生遇见的最孤独的人。
今晚，汉斯科先生看起来有点脸色苍白，有点心不在焉。
“你好！李瑞奇。”他一边说着，一边坐了下来，然后低下头去研究自己的双手。
李瑞奇觉得汉斯科似乎有些害怕。但是他认为这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一个人太引人注目，太出名，就会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
李瑞奇从吧台后面拿了一个啤酒杯，然后去拧啤酒桶上的龙头。
“不必了，李瑞奇。”
李瑞奇吃惊地转过身来——当他看到班恩·汉斯科的脸时，一阵恐惧突然袭来。汉斯科先生现在并不像是害怕，而是似乎刚刚经受了一次重击，余痛末消。
有人把一个硬币投进了投币式自动电唱机里。一个女歌星啦啦呀呀地唱了起来。“您没事儿吧？汉斯科先生？”
班恩·汉斯科突然之间变老了——好像老了10岁——不，是20岁。李瑞奇惊奇了。汉斯科先生的头发全变得灰白，而李瑞奇以前从未见过他有一根白头发。
汉斯科微笑着。一种吓人的恐怖的笑。一种行尸的笑。
“我今晚不想喝，李瑞奇。今晚不要。不要。先生。一点都不要。”
李瑞奇把酒杯放下，走到了汉斯科跟前。
酒馆里空荡荡的。几乎不到20个顾客。安妮坐在厨房门旁边，正和厨师玩扑克。
“是不是有坏消息，汉斯科先生？”
“坏消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