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英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不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是，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部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年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高，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解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