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还有一点小小的敬畏。在整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他具有最准确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不管白天黑夜，他时时刻刻都要知道自己的下院议员们身处何方。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他来说没有秘密和隐私。他全盘掌控着一切：议员们和谁走得近，可能的枕边人有哪些，他们是否足够清醒，可以投票；他们有没有偷偷窃取别人的钱财，或是和别人的老婆不清不楚。所有这些秘密，包括其猛料多多的边边角角，都被悉心搜集、记录在一本黑皮本上，稳妥地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
在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威力。厄克特党内的很多议员们之所以能够坐稳自己的位子，就是因为党鞭办公室能够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摆平所有麻烦，还能帮他们尽力遮掩。他们可欠了厄克特的大人情。有时候后座议员起了“不臣之心”，前座议员野心勃勃想排除障碍，就会立刻被提醒，之前自己受了恩惠，政党原谅了自己的不检点言行，但这事可永远不会被抛诸脑后。于是，潜在的“乱臣贼子”们一下子就改变主意，安分守己起来。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可能发生“撞车”时，政客们的圆滑柔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这有何难呢？比如，交通部长曾经想要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会议演讲，内容远远超出了他该管辖的范围，甚至有点侵犯到首相的权威。而这个以“硬气”闻名的斯塔福德郡老顽固最后还是认清了形势，消停了下来。搞定他只需要往他藏娇的金屋里打个轻描淡写的电话，都不用费劲打到“正房”那儿去威胁恐吓。
“弗朗西斯，该死的！你怎么找到我这儿的？”
“哦，凯斯，我是不是犯了大错？真对不起啊，就是想占用你一点儿时间，跟你谈谈演讲的事情。但我找的这个电话本好像错了。”
“你他妈的到底什么意思？”
“哦，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有两个电话本，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嘛……嗯，不过你不用担心啦，我们这个小黑本子保存得特别好。不会再打错啦。”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又问道，“你说还会打错吗？”
交通部长长叹一声，里面有着无限的忧郁和内疚，“不会了，弗朗西斯，再也他妈的不会了。”又一个“罪人”就这样迅速忏悔“伏法”了。
整个政党都欠着弗朗西斯·厄克特的人情，这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而这次选举之后，人情债就得好好还了。
突然间，沉思中的厄克特被一位狂热的“女粉丝”带回了现实。面前这女人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双颊通红，粗重的呼吸中混合着长年累月的鸡蛋和豆瓣菜三明治的味道。这是狂躁而烦热的一天，她也早就把矜持与谨慎抛诸脑后了。
“厄克特先生，给我们讲讲你的计划吧？下次选举的时候你还会在任吗？”她没头没脑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些惊讶地问道，看眼神明显是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考虑退休呢？你已经六十一了，对吧？下次选举可就六十五往上了。”她不管不顾地追问着。
他弯下高大瘦削的身躯，以便直视她的眼睛。
“贝利太太，我的身体、脑子都还挺好使的，在很多地方我可是刚刚进入政治生命的高峰啊。”这句话是一字一句从嘴缝里挤出来的，之前语气里的那些善意也荡然无存，“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
他转身离开，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不过从内心深处，他知道贝利太太的话不无道理。年轻时那飞扬的神采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以前爱开玩笑讲的那样，“黄金变白银”了。他有意识地把头发留长些，好像这样就可以弥补岁月流逝带来的遗憾。他的身材一天天瘦弱下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刚刚合身地穿上传统标准剪裁的西装。一双蓝眼睛也在度过的无数个寒冬当中越变越冷峻。由于身材高大，身板笔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总是格外引人注目。但有一次经过一位官员身边时，那个人告诉他，他的笑容就像骨灰罐的把手一样冷。“真希望你的骨灰也早日放进去，你这老混蛋。”那人甩出这么一句狠话。厄克特早已人非壮年了，这一点拼命藏都藏不住，连他自己也没法自欺欺人。经验丰富又有什么用，岁月不饶人哪。
多少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那些能力天赋远不如他，只是年轻一点的人比他更加不平、不情愿。多少次他得在他们搞砸之后给他们安慰、帮他们擦屁股，还要隐藏他们的秘密，帮他们扫清前进的道路。是的，他们欠他很大一笔人情账！他还算有时间去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和贝利夫人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虽然他已经转身离去，贝利夫人还是紧追不放，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论关于高街购物中心单向系统的提案。他祈求般地抬起双眼在人群中找寻，终于和莫蒂玛的目光相遇，她也正在房间的另一头忙着和一群人点头哈腰。只需一眼，她就知道丈夫早就需要解救了，于是赶紧来到他身边。
“女士们，请原谅我们。计票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得回宾馆收拾收拾。万分感激你们的帮助。弗朗西斯简直离不了你们啊。”
厄克特甚至对贝利夫人挤出了一个笑容。这笑容就像一只蜉蝣，生命短暂，还没开头就收了尾，但已经足够达到修补关系的目的。他快步走向门口，不料正和主持说再见时，却被竞选代理人的一个手势给留下了。代理人正在打电话，另一只手则匆忙潦草地做着笔记。
“正在统计最后的一些票数呢，弗朗西斯。”她解释道。
“我就奇怪了，这事不是一个小时前就该做好的吗？”他嘴角露出一个玩笑的表情，但这丝笑容远在到达眼角前就彻底消失了。
“和上次比可没那么乐观，”她被这貌似玩笑的责备羞红了脸，“我们的很多支持者好像都待在家里没出去投票。数据没那么好分析，但我怀疑基本上是往下走的趋势。不好说下滑多少。”
“这些该死的。他们真该好好尝个几年反对党掌权的滋味。这样说不定他们就能挪挪尊臀，出去投票了。”
“亲爱的，”他的妻子柔声安慰道，就像以前无数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一样，“真不大气。将近两万两千票，我们争取到了多数，下滑一点儿又怎么样，是吧？”
“莫蒂玛，我可不觉得这是应该大气的时候。我觉得又热又累，那些人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喋喋不休，我都受不了。看在上帝份儿上，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吧。”
他大步流星地迈出门去，她则赶忙转过身，对着人挤人的房间挥挥手表示感谢和道别，结果刚好看到落地灯“轰”地一下倒在地上。
编辑办公室里常常弥漫的那种有节制的恐吓气氛此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就要爆发的恐慌感。第一版早已经印刷出版，头版头条的标题大胆地写着：“稳操胜券！”但当时是下午六点，离投票结束还有四个小时。《每日纪事报》的总编辑冒险预测了竞选结果，以便在报纸上市时能吸引最多人的眼球。如果他的预测是对的，那就是抢到了新闻首发的先机。如果不幸猜错，那他的处境就将如同池塘水淹到脖子，而且身边围满了虎视眈眈的鳄鱼。
这是格雷维尔·普雷斯顿作为报纸总编辑经历的第一次选举，他感觉可不怎么好。从不断变化的头条标题，不停催促政治新闻记者给他最新消息以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训话，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紧张。他几个月前才坐上这个位子，是《每日纪事报》的新老板提拔的，给他下了最简单但最不容置疑的指示，“成功”。根据签订的合同，他没有失败的余地，也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当然，对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却因为失败而离开的前辈，他也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与遗憾。
会计人员要求公司在财政上要立刻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此一来，无情的裁员就波涛汹涌起来。很多高层人士发现自己被“合理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不足但便宜得多的后来人。这样做倒是省了钱，但公司士气一落千丈。裁员让侥幸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忠实的读者们莫名其妙，而普雷斯顿则时刻觉得自己的“死期”很快就要到来。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他的老板打定了主意绝不施以援手。
普雷斯顿制定了增加发行量的策略，这使得报纸进入了低端市场。但要喜获普雷斯顿所承诺的丰收则还需拭目以待。这个矮个子男人刚进驻报社的时候，有着拿破仑新皇登基一般的万丈豪情。但现在焦头烂额的工作导致他体重骤降，必须要用带子勒紧裤腰带，还需要大量的咖啡才能保持清醒。不计其数的汗珠常常从头发里滴落到眉毛上，使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酒瓶底”不断滑落，同时也冲走了他曾经的优雅从容和果断干练。曾经他十指一扣，就能有绝妙的好点子，现在一双手总是不耐烦地乱舞。内心深处的不安蚕食了他精心打造的外在权威，他再也没有那种可以随机应变的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可能任何情况都应付不了。他甚至没心情再和自己的秘书共度春宵了。
现在的他转过身，背对着布满办公室整整一面墙，正不断播放着画面的电视监控器，面对着让他提起来就头疼的一名员工。“你这该死的怎么就知道出问题了？”他吼道。
玛蒂·斯多林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二十八岁的她是报社政治版最年轻的记者。她取代的那个高级记者得罪了会计人员，因为他采访时总习惯在沙威饭店来顿奢侈的午餐。